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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同元:《 师严而道尊:恩师邹逸麟先生门下受教记》

时间:2021-01-12 19:01来源:原创 作者:余同元 点击:
       2020年6月19日凌晨4时48分,恩师邹逸麟先生与世长辞了。
      高山失仰太湖洒泪长怀先生懋昭大德,邹门问学教泽之深弟子怎忘师恩浩荡!
      恩师温和谦逊平易近人远近闻名,但其对学术研究的严肃认真更令弟子时刻不敢忘怀。记得当年恩师讲授博士研究生专业基础课《历代河渠水利志导读》时,就以当时出版不久的《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为讨论案例,特别就其中“淮河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中的汉元光三年五河泗县地涝、汉初元五年和永光五年颍川水灾、后汉建初元年亳县等地大旱、后汉永初六年徐州地区偏涝、三国魏太和二年、太和六年、南北朝宋永初二年徐州等地涝和大水、南北朝宋元嘉二年流域下游水涝、南北朝宋元嘉十八年流域下游南兖州旱、南北朝宋大明元年江都大水、隋开皇九年江淮大旱、唐贞观十年淮、海、旁州大水、唐永辉二年亳州、定远等地水灾、唐咸通二年与咸通九年江淮旱灾、唐光启元年流域水灾蝗灾等系列错误,一一查验考辨纠缪,并分析造成错误的四大原因:一是不知如何查索历史文献资料,也不肯下功夫去查;二是缺乏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地名张冠李戴;三是轻易相信地方志,地方志怎么记就怎么录,不核查原始历史资料,以讹传讹;四是对历史文献收集工作看得过分轻易,殊不知历史文献的收集、考辨是一门专门学问,没有受过严格专门的训练是胜任不了的。特别是历史灾害计量分析必须符合严格的科学流程,这就要求灾害史数据不仅要做灾荒资料的汇编整理,还要做历史灾害事件的逐次核定,只有从文献记录以来的灾荒事件逐次核定做起,梳理不同文献中有关同一次灾荒事件记录的史源关系,校订每一次灾荒事件的时间、地点、灾情、灾害过程、救荒减灾等要素,才有望建立较为可靠的历史灾害序列。《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1期刊发了恩师《对学术必须有负责和认真的态度--评<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一文,强调“学术工作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特别是一些历史总结性研究,更需要十分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否则做出的成果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对读者编者都是极大的时间浪费,这不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不才如我,2002年才有幸忝列师门。记得2001年夏秋之际,经陈怀荃教授和吴仁安教授引荐得以拜访恩师,怀揣几份拙作呈正,表达拜入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梦想,诚惶诚恐。不料恩师笑容满面,热情接待,详细询问教学科研及家庭生活情况,并对拙作《明代后期长城沿线民族贸易市场》(刊于《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和《明代马市市场考》(刊于《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两篇论文给予肯定和表扬,当场鼓励报考深造。真是喜出望外,第二年就通过考试顺利入门!庆幸之余,细细想来,其实都是恩师热情鼓励和多方提携的结果。但更加值得庆幸的是,近二十年师门问学,恩师总是谆谆教导、循循善诱,宽恕多容而百般启发,于呵护爱扶之中,从未放弃严厉鞭责督导,使不肖弟子深深体会到“师严而道尊”的盛德大义。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恩师授课多门,每门课都详细讲解,要求大家从历史地理经典文献选读开始,严格掌握历史地理文献资料收集、整理、考辨的功夫,学习历史地理具体问题的考证、考察和复原方法。当弟子在他面前叫苦喊累或打退堂鼓之时,他总是微笑着说一声:“事情总归是要做好的!”他每每强调要求,做学问必须静下心来,坐得住冷板凳。师门聚会或节庆聚餐时,恩师所讲最多的话是:
      “搞学问一定要有兴趣,不要凑热闹。总是跟风,流行什么做什么,这是不行的。年轻人如果能孜孜不倦地研究一个东西,最后他一定是有成果的。”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学术上的成功没什么诀窍,就是认真地去做一桩桩事体。做每桩事体都要花功夫,这点要相信,只要你功夫花下去,必有成就。”
      “搞学问,第一不能太功利。工作来了,首先考虑它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有好处干,没好处不干,这是不行的。对待学问,只要你真正下功夫,就必有成果。”
      “电影《乱世佳人》末尾,郝思嘉想起她父亲对她说的一句话:土地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认为做学问也是这样,用心做一定会有成果的,学问也是不会辜负你的。”
      恩师教导,总是轻声细语,亲切中透着威严。
      回想当年博士论文选题,一是继续研究“中国长城文化带演变”,二是开展江南技术经济史研究,前者属于历史地理学课题并有一定的资料积累,后者因属于区域经济史与科技史交叉性新课题具有较大的冒险性,如何选定,特别犹豫。恩师对两份选题报告比较分析后,认为做江南区域技术经济史研究具有新的开拓空间,只是鉴于江南技术经济史研究在当时是个全新的课题,需要研究的问题太多,必须选择江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最关键的技术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切入点。根据恩师指点,经过反复酝酿,最后将选题定为《中国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研究——以江南早期工业化中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中心》。对此恩师批示指出:“明清以来早期工业化的进程,是研究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课题。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当代中外学者界已有不少突出的成果问世。但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资本、组织、技术、市场、劳动生产率等等角度进行考察,比较少注意到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转化问题,具体而言,即中国传统工匠如何向现代技术工人、工程师等技术理论专家或企业家转变过程中,所表现的技术转型和角色转换。”“关于传统工匠向现代技术工人、工程师的技术转型和角色转换的研究,目前为止,尚无专门的论著问世。特别是关于传统工匠技术转型问题,及其相关的技术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本课题可以说填补了我国早期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研究空白,具有相当的创新的意义。”(注:这两段批语后来写入恩师为拙作所作书序之中,详见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国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研究·序》)
      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每一章节的完成和主要观点的论证,都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指导。最难忘的是,2005年春季,恩师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代表大会期间,还随身带着弟子拙稿,不顾古稀高龄,利用每天夜晚休息时间进行审阅批改,还从北京发快件及电讯及时指示修改意见。特别强调其中三大问题,希望日后进行长期不懈的深入研究。博士研究生毕业及博士论文出版之后十多年来,恩师教导督促之声依然不绝于耳。这里仅将恩师多次莅临苏州大学传道并指导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情况略作回顾。
      2003年9月下旬,恩师应邀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为全体师生做专题讲座,题为《长三角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内容要点(以下来源于原苏大研究生,现吴江档案局办公室主任王来刚同志录音整理资料)如下:
      “从历史生态地理史的角度,来研究“唐宋变革论”与“明清转型论”。一是从灾害史的角度,唐宋时期,黄河流域是一条分界线。二是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汉唐时期的成就就是建立在对黄河流域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三是在宋明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形态从单一的农耕变为了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产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市民政治市镇繁荣的现象。可以说环境的变迁对整个的中国历史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从环境史的角度来评价人定胜天的思想。一味强调改造自然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应当顺应自然,人在自然面前要谨慎小心。
      从历史角度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对今后三角洲地区生态和经济的规划和设计。首先,本世纪全球气候变暖已成定论,太湖流域水位将升高一米左右,江浙沪三地应共同规划太湖水利建设和沿海塘堤工程。其次,长三角地区在明代以前一直是在一个最高层次的政区管辖之下,后来分几个政区不利于经济上统一协调,建议重新成立上海经济区(可名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实力,协调带动华东地区经济振兴。再次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工业、商业、旅游服务业、交通航运,以及城市分工布局需要重新定位。”
      2010年11月上旬,恩师应邀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为广大师生做了题为“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讲座,内容要点(以下来源于原苏大研究生,现苏州市园林局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研究员施春煜同志录音整理资料)如下:“今天环境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从物质层面讲,通过探索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认识过去人事活动的利弊得失,避免重蹈覆辙,以防患于未然;从精神层面讲,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两千年来社会体制上和精神心理上存在问题的历史根源。因此,研究中国环境史应解决几大问题:一是中国环境史如何演变过来的?二是这种演变的原因是什么?三是这种演变是必然的还是或然的?四是我们能在其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五是如何指导今后的环境行为?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涉及到多个学科,是一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是一门需要实证研究,需要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新学科。环境的研究可以分为物质层面和人文层面,两大角度。从历史地理学科的角度来说,环境史的研究,当前有以下4大课题。第一、人口与土地关系、土地利用问题。第二、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的水环境变化。第三,是研究社会政治体制对环境演化的影响。第四、环境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探索民间信仰、生活观念、风俗习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第五,通过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2012年11月23-26日,恩师至苏州参加第一届 “宫廷与江南”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以下来源于原苏大研究生,现浙江工贸大学教师何伟同志录音资料整理),内容要点如下:  “我的题目是《再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这个题目的意思主要是这样的:江南这个题目已成显学,含义很多,大体上唐宋以后的江南是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研究江南的成果很多,大体上从经济史、商业史、城镇史、文化史来谈论,较少谈论江南在历史上的政治含义。当然,不是没人涉及,比如上海大学徐茂明教授便在书中提到过,但是没有展开。我就在这方面提提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江南在中国历史上,它的地位是很特殊的。
      第一,是“中央王朝心目中的异域地区”,举个例子,据史记记载,周王想禅位于季历,结果泰伯就跑到太湖流域地区,断发纹身,义避季历。看完这个记载,我就感觉很奇怪。既然传位,为什么要跑到蛮荒之地的太湖流域。可见,当时应该发生了一些斗争。他们将中原的先进技术带到这里,发展了当地经济,成为后来吴国兴盛的基础。秦始皇时,吴已被灭,成为楚地,一直存在反中央的势力。众所周知,秦亡于项羽而非刘邦。当时所谓八千子弟随项羽打天下,估计是楚国贵族。所以,秦始皇之后,江南一直存在一股与中央对抗的势力。刘邦平天下后,先封异性诸侯王,后封同姓诸侯王。封同性诸侯王时,封其侄子濞为吴王,封于沛,并叮嘱其不要造反。可见当时吴有造反势力。后来,果然引发了七国之乱。
      第二,是“南北对峙,江南首次成为中央以外的另一政治中心”。六朝以来,江南地区经济力量得以发展,世族强大,一直与北方抗衡。所以,隋建都后,将建康夷为平地,将江南士大夫迁入京师,严格控制江南经济。又派杨广镇江东,每岁一朝,隔江控制江南地区。唐初,平江南后,改南京为白下,又改白下为江宁,这都是贬低之意,反映李唐政权对江南的心态。唐太宗设立弘文馆,招天下学士,江南士人占有很大比例。这为宋代以后东南儒生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第三,是“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江南”。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厌恶江南,不仅课以重赋,还严厉打击迫害儒生,迁之临濠,打击沈万三便是打击了江南商人。但是,随着明中叶以后江南经济的日趋发达,市民意识加强,江南反封建意识加强,如东林党、复社,形成一股反中央的势力。清人入关,最头疼的便是江南。苏州织造便是康熙派往江南监视观察民情而设置的,经常关注江南舆论。所以,一方面镇压,一方面笼络。总之,我认为,江南一直是中央离不开、信不过的地区,这就是江南的政治意义。好,谢谢大家!”
      2014年7月12日—14日,复旦大学史地中心与苏州大学历史系在苏州大学东吴饭店举办“庆贺邹逸麟先生八十华诞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7月13日,恩师在苏州大学接受《苏州日报》记者施晓平专访,作了题为《苏州应做大传统民间文化》的报告(以下所引根据《苏州日报》2014、7、14《邹逸麟在苏论发展与保护:应做大传统民间文化》报道资料剪辑),内容要点如下:
      “1、宁可发展速度慢一点也不要破坏。这些年,除了水土流失、水资源缺乏、水质下降等现象外,我国不少地方空气污染, 雾霾不断,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今天环境问题 的形成,并非始于当代,而是 干百年来不断积累所致。像今 陕西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唐 代以前生态环境非常优美,但 后来这里连续开荒,环境开始 变差,如今西安地区已严重缺水。与此同时,黄河上中游地 区因开发而导致水土流失,下 游河床不断抬高,人们只能筑坝挡水,最终让黄河成为“地 上河”。针对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各地应把眼光放长远些,宁可发展速度慢一些,也不要破坏环境,否则整治的 代价比收益还要大。
      2、不要盲目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攀比。人家建机场我们也要建,人家造500 米高楼我们造600米……结果飞机在空中头歪一歪就可以到另一个机场,高楼大量面 积空关……这么多交通设施、高层建筑不但会带来噪声污染、光学污染,而且还要占用大量土地,原先土地上的植被和涵 养的水分可以起降温作用,你把大量土地占了,夏天能不热吗?
      3、苏州人的吃穿和打扮曾引领全国潮流。我们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封建时期的小农经济,政治基础是帝王政治。因此,传统文化不可能都适应现代社会,应该汲取其中的优秀成分,与时代结合。特别要提倡重科学的精神,提倡有效落实、有效监督的管理模式,才能产生符合现代需求的新的中华文化。苏州与扬州一起,是I860年以前江南的文化中心。相比而言,扬州文化的官方色彩较重,苏州则更富民间色彩,比如工艺美术、文学戏曲等,这都是苏州文化的优势所在。如果说,现在全世界最好的时装在法国巴黎,那么,1860 年以前,全国最先进的民间文化在苏州。苏州人的吃、穿、打 扮,都引领全国潮流。那时候,苏州女子梳的发型,上海人都要学的;直到清末、民国时期,上海滩上的白话 小说还大多用苏州方言写就, 这些都显示出当时苏州文化的 领先地位和影响之大。
      1860年以后,上海逐渐代替了苏州的地位,但上海的文化是洋文化。现在苏州要发展,必须靠苏州的文化,那就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上做文章。”
在几次莅苏小住期间,恩师屡屡明细指示江南及苏州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语重心长。这里仅据零星记录整理(来源于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现苏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晗副教授记录)如下:
      “1、江南历史地理的研究,尤其是苏州及其周边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应当在充分掌握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入户调查的相关工作,做出历史地理学当有之贡献。在具体的工作中,听懂吴语、掌握吴语的内涵韵味,多有裨益。因此,可以多收听一些苏州的评弹和地方电视台的方言类节目。
      2、需要关注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人物研究,可以针对著名文人的生活轨迹进行专项研究,然后可以形成对自南宋以来江南区域人文鼎盛的整体研究。
      3、尽量关注到江南研究中尚需致力工作的方向,另辟蹊径,变换新的研究视角来观察和探究江南。”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之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乃教之根本。恩师真乃善为良师者!其在言传身教、启发诱导与威严节律诸法之中,有能而后能行,能行而后能果。其威于信,严于律,依律而严,律己律人。其不怒而威,威而能敬,敬而能畏,畏而能严。
      恩师以身作则,对江南和苏州的研究领先表率。他不顾年迈,多次亲临苏州传道授业解惑,为我们今后的江南与苏州区域研究,规划了明确的纲领,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无论哪种“江南”范围界定,苏州都具有历久不易的中心、重心和核心地位。“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在唐代后期城市人口普遍下降的情况下,苏州不降反升,大历年间进升为江南唯一“雄州”。《唐会要》卷说“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 明代天顺年间大学士徐有贞说苏州号“天下三甲”,即郡甲天下之郡,才甲天下之才,学家天下之学。至明代中后期,江南百工技艺及其时尚产业产品中,“苏”字品牌已取代传统的“吴”字品牌而与“京”字牌产品相媲美。“苏造”、“苏工”、“苏作”、“苏做”、“苏样”、“苏式”、“苏意”、“苏派”、“苏铸”、“苏绣”、“苏画”、“苏裱”、“苏宴”、“苏钟”、“苏灯”、“苏三白” 等带“苏”字头品牌;与已有的 “吴戈”、“吴甲”、“吴剑”、“吴钩”、“吴器”、“吴装”、“吴冠”、“吴锦”、“吴綾”、“吴娟”、“吴笺”、“吴扇”、“吴帻”、“吴风”等带“吴”字头品牌竞相流行,工艺技术和质量标准引领时代潮流。正如张翰《松窗梦语》所云:“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 苏州位于江南中心,苏州大学以江南区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义不容辞。
      《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荀子·致士》曰:“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欧阳修《答祖择之书》曰:“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这些都强调,只有老师通过展现个人的道德品质、才学能力、人格魅力被学生认可,有了学术威严,他所传授的道理才能深入学生心田,科学地位才能真正地树立。所以宋濂《答郡守聘五经师书》说:“师严然后道尊,理势然也。”说明为师之道尊贵、庄严,所传授的道理、知识、技能才会得到敬重。回顾恩师撰写的系列论文著作和他主持的诸多大型项目研究成果,无不体现出严肃认真和高度负责的科学精神。 
      恩师退休前研究重点在运河史、黄河史以及区域历史经济地理领域等方面,发表论文150多篇130多万字(主要见《椿庐史地论稿》和《椿庐史地论稿续编》两部论文集)。他自己曾将60余年成果归结为“两本地图集,三种工具书,四本专业教材”。两本地图集指《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三种工具书是他作为第一副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参与编撰和修订的  《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专业教材则包括《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四种。仅以其《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一书而言,能成为高校史地专业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权威的经典教材,就是经过几十年积累、长期打磨、反复修改和不断完善的结果。自八十年代初稿撰写,到1993年列入周一良先生主编的《大学历史丛书》,1999年再版;200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增订本,2007年再版;再到2013年出版最新修订本,内容由最初的十几万字扩充到40多万字,都是恩师千锤百炼字字珠玑的学术结晶。
      不肖弟子如我,自1989年开始在高校讲授《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专业课,起初使用王育民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990年出版)当教材,但因部头较大不太适合本科选修课使用,所以从1994年开始使用恩师《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作指定教材。从此至今二十多年,在每学期教学中学习参考,深深体会到每次新版修订补充内容,无不凝聚恩师的悉心研究功夫和辛勤写作汗水。如“历代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中的“北部农牧界限的历史变迁”一章,通过历史变迁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农耕区和游牧区大致以长城为界,中间长城沿线两边向南向北伸展形成一个半农半牧的农牧过渡带,正好处于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所说的“心脏地带”的东部,它的变迁,对中国农牧民族融合以及北部边疆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拙作《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等论文也曾试图说明,这一农牧过渡地带上,农耕与游牧两个民族几乎几千年来不断发生各种交往关系,形成一条特殊的区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在长城文化带演变过程中,虽然民族冲突与战争常常构成其历史发展的悲壮画面,但经济共生、文化互补与民族融合则始终构成其历史发展的主流脉络,而长城内外农、牧民族人口的迁移杂居则一直作为内在的根本的动力在驱动着农牧民族融合向前发展。但明清时期中国北部的农牧过渡带有过明显的推移,这种推移的内在因素究竟是什么,尚无明确结论。当看到恩师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的长篇宏文,就知道自己的研究仅局于一隅而未见大局。中国历史上北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接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影响,存在一条农牧业过渡带。经大量资料研究分析,恩师认为主要是十五世纪初中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军士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到十八世纪前期,中国北方气候有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气候又有一段短期转暖时期。这条界限的进退,反映历史上中国北部气候环境以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势力消长的变化,这对研究中国北部疆域、政区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十讲》,精选恩师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十篇,列为十讲,主要内容是中国历史时期水系主要是黄河、运河的开凿、变迁、兴废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时期水环境变化及其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互动关系;两三千年来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地理背景,与《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相辅相成,成为重要的姊妹篇。 
      总之,恩师之师严而道尊的境界,具有严格求真求实的科学准则和内外兼修的师道功夫。特别值得我们终生学习的,一是学者安贫乐道与周而不比的“君子修为”,二是对学生公正公平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和“有教无类”教育原则,三是做学问先学做人,绘事后素与文质彬彬的教育教学准则,四是循循善诱与和而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五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学、做一体化的教育教学目标。
      哲人其萎,懿德千古!恩师已逝,道范长在!
      弟子再拜!伏祈恩师一路走好!
                                         弟子 余同元泣书
                                        2021年1月10日修订
 
(责任编辑:群英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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