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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风采卓异、独树一帜 ---贺邓蜀生先生九秩大寿》

时间:2019-07-01 16:41来源:原创 作者:王旭 点击:
       “一九二九年十月的最后几天,资本主义的巍峨圣殿纽约证券交易所,突然变成一所炼狱。绝望的呼号,凄厉的‘抛出!’喊叫声,穿越大地,越过海洋,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之战栗,伦敦、巴黎、柏林……用不同的语言发出了同样绝望的呼号。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大危机从美国开始爆发了。”邓蜀生先生这篇“罗思福‘新政’述评”的开头语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我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是在1980年秋,本科学习了二年多,对历史学还没有找到“感觉”,对那些艰深晦涩、枯燥乏味的历史学论文有种本能的排斥。一天课间,我们以美国史研究小组名义订购的《美国史论文集》到货。这是第一届美国史研究会会议论文集,内中收录这篇文章。当我翻到这篇文章时,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文中每个文字都活灵活现地在眼前跳跃,令人赏心悦目,有茅塞顿开的快慰—原来历史学论文可以这么写!当时还在上课,老师讲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回到寝室,我一字不拉地把这段背给同寝室的7个同学听,他们都兴奋不已,争先传看,如获至宝。那天我们大家都睡得很晚,我更是久久不能入睡。将来是否应该以美国史为主攻方向、如何学美国史,都有了更清晰的概念。
       这篇文章,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后来我经常翻看,总有常看常新的感觉。文章并无华丽辞藻,但却流畅生动,文字清新,表述准确到位,不拗口,不做作,2万余言,几乎一气呵成。50余处注释,征引各类文献,也都恰到好处。全文史论结合,构思巧妙,很多观点都非常有说服力。比如,在评价全国工业复兴法时文中这样说:“工人还利用第七条第一款趁势扩大了工会组织。对这些方面的作用作过高估计是错误的,但是一笔抹煞它们的积极意义,或者硬要作不适当的类比,那也未必恰当。”另如,在关于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法等社会立法,肯定从法律上规定工资工时标准有积极意义,这样评论:“如果只着眼于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拒绝利用这些改良措施来改善工人群众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放弃监督资产阶级政府认真履行他们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款的斗争,这也未必是适当的。”此言意味深长,值得回味,在当时左的遗风犹存的情况下,显示出冲破学术禁区的勇气。这篇论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了当时罗斯福新政研究的最高水平。邓先生的其他著述,我都设法在第一时间获得并一气读完。用今天的话讲,我成了邓先生的铁杆粉丝,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不是狂热的冲动,而是理性的认同。邓先生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不断有新作问世,如《伍德罗﹒威尔逊》(1982年)、《罗斯福》(1985年)、《美国与移民》(1990年)、《美国历史与美国人》(1993年)、《世代悲欢“美国梦”》(2001年),每部论著都可圈可点,甚至只是看看其章节目录,都会激起阅读的欲望。比如《世代悲欢“美国梦”》的目录里就有这些标题:“自由女神对移民说:‘我在金门之侧高举着明灯’”,“受宗教迫害的人成了宗教迫害狂”,“自由火种变成独立火炬”,“边疆吸引移民,移民消灭边疆—势不可挡的西进运动”,“他们为什么背井离乡?”“公爵们是不会移民的”,标题的设计别具匠心。这些论文和著述,超新脱俗,巧妙传神,总有一番别样魅力,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邓氏风格(杨玉圣言)。后来,我在指导学生时,都把这些著述作为推荐阅读的首选。当然,邓先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从战地记者到资深编辑和独立学者,编辑、翻译、研究,功力深厚,文字功夫更是十分了得,多年积累和淬炼,绝非一日之工,我辈很难望其项背。不过,虽不能之,心向往之,就像学外语、学唱歌一样,先有模仿、再求独创。我在写稿件时,也经常会把邓先生的文章拿出来翻翻,找找灵感。后来我主持撰写的《美国城市经纬》,索性直接借用了他1985年在《世界历史》第4期发表的“罗斯福对华政策经纬”的提法。在经线坐标上该书选取若干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进行纵向分析,在纬线坐标上分别探讨东北部、中西部、西部、南部不同的区域特点和发展规律。这样,严格把握时空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更加准确到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实际。
我与邓先生的直接接触很少,见过几次面也都是在公众场合,每次都是三言两语,直入主题。不过,在业师丁则民先生那里,却是频率较高的提到邓先生,特别是在编写            《美国通史》(第三卷)期间。关于美国通史的编写体例,行文规范、内容安排、各卷的衔接乃至各编写单位的配合等,都会间接地听到邓先生、包括两位主编的指导性意见,真切地感受邓先生谋篇布局、运筹帷幄的能力,为他的学识折服,同时也能体会到邓先生在这套书上花费的心血。各卷相继完成后,2002年全套统一出版,邓先生精益求精,要求部分先期出版的在原有基础上再有提高,锦上添花。这当然很有必要,但第三卷首次出版于1990年,在那之后,撰稿人多有变动,无法再重新改写。幸好在该书完成后,丁先生仍带领其弟子们继续相关研究,对很多问题都进行了拓展和深化,这些为新版修订提供了丰富的参考。邓先生最后确定,由我执笔,以后记形式来体现这些成果。应该说,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有了这篇后记,一些遗憾得以弥补,个别重大问题做了修正。相应地,其他各卷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订。这么一套洋洋洒洒300万字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撰稿者分布于全国各地,如何联络沟通,协调整体风格,保证质量与进度,殊为不易,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其中,邓先生的作用不可替代,功不可没。《美国通史》的撰写,前后共花费24年时间。在此过程中,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学术研究队伍经受了锻炼,学术研究水平得到提升,全国美国史研究同行的集体合作水平得到强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凝聚力得到增强,甚至各参与学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研究特色,深化、细化了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可以说,这部著作的撰写一举数得,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套学术著作所蕴含的学术价值。这套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确实实至名归。
       应该说,拥有邓老,是我们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一大骄傲。邓先生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同时又是特殊的贡献。作为资深编辑,他为美国史研究著作的出版铺路搭桥,催生佳作,除了多部优秀成果外,更成就了《美国通史》这样的鸿篇巨制;与此同时,他在美国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以其独树一帜的邓氏风格,受到美国史研究同行的普遍景仰。两个角色都非常出色,两个角色在他身上完美统一,成就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典范。尽管他不在高校或科研机构,没有一个研究群体和门生弟子的帮衬,但他却拥有无数像我这样的粉丝拥趸和读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一个人的影响抵得上一个团队。
      今天,我们庆贺邓先生九秩大寿,出版这样一本书,里面除了学术同行和后生晚辈的祝福外,还有邓先生自身的文萃精选,包括担任随军记者期间的作品,这使得我们有幸欣赏邓老在美国史研究以外的大手笔。我们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我们更期盼邓老健康长寿,续写生命的辉煌篇章。
 
                                                                                                                                                                                                                                                              2012年7月
 
(责任编辑:群英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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