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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平:《刘祚昌先生对我学术人生的影响》

时间:2020-05-12 00:14来源:原创 作者:吴金平 点击:
      恩师刘祚昌(1921-2006)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2021年5月将迎来先生诞辰100年的日子。在这样特殊的时刻,回想先生对我学术人生的影响,真是百感交集。
      刘祚昌先生是我国美国史教学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在美国内战史和杰斐逊民主思想研究方面有卓越建树。
      刘先生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资格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在20世纪80年代能够获得这样的资格者一定该领域国内知名的大家与领军人物,并且该资格主要是对其个人学术地位的认可,而不是其所在单位学科点的认可。
      从1994年开始,有博士点的学校可以自主授予各自学位点教授以博士生导师资格,情况就翻转过来。只要有博士学位授予点,该学位点的教授基本上都可以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反之,即便教授本人是其领域内的权威,如果其所在单位没有博士点,他也很难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奇妙!
      正是因为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刘先生拥有博士生导师资格,但因其所在的山东师范大学并没有博士点,刘先生便通过杨生茂先生的关系,作为兼职教授在南开大学美国史博士点招生(——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美国史博士点之一,另一个在东北师大、由丁则民先生牵头),主要负责其学生的博士论文写作,而招生与培养则由博士点的牵头人杨生茂先生负责。
      我是刘先生门下第三名博士生,也是其关门弟子。大师兄为曾任《现代国际关系》主编多年、现任国际关系学院战略研究所所长的张敏谦教授,二师兄是李四昌(1995年赴美国留学,中断学业)。在10年期间,先生只招收了3位弟子,这并非是名额限制或是没有人报考,而是因为两位先生,尤其是主持招生工作的杨先生对挑选博士生坚守宁缺毋滥的原则。杨先生自己在十年期间也只收了6位(——他们当中包括李剑鸣、王晓德、王立新与赵学功等4人现在都是长江特聘教授,曾一度占据世界史长江学者的半壁江山!我们不得不佩服杨先生的慧眼),很多预备报考杨先生的在面见先生后就被劝退了,最终参加考试者大多也未能得到杨先生的青睐。报考刘先生的也得过杨先生这一关,因为命题与改卷都是杨先生做主。也因此,两位先生很多年都没有招到学生。我算是非常幸运,承蒙两位先生不弃,在两位先生都准备退休的1994年被收纳门下。其实在那一年,我有门专业课考试并不好,有一道题是要谈亚当·斯密思想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影响,我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杨先生事后告诉我:金平,你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归纳并不太准确,但是你的分析很有思想和主见,也挺有意思,所以还是给你分了。
      虽然刘先生在其博士生的招生和培养的多个环节上的参与不多,他对我的指导主要是在博士论文写作上,但先生对我学术上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其他学生可能也有类似的影响,像敏谦师兄和我其实并没有完全继承先生的衣钵去从事美国史的研究,而是转向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恐怕就是受到了刘先生的经世致用的治学理想的影响。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刘先生在文革中经历坎坷,一度被打倒过、也被剥夺了从事研究和教学的机会。但是他并未消沉。在文革斗争哲学盛行的时代,刘先生非常苦闷,他不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个和平社会的正常现象,对被阶级斗争搞得一塌糊涂的国内形势忧心忡忡,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刘先生决心从自己擅长的美国史研究领域寻找“他山之石”。主张在宪法范围内进行合法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以赢得黑人解放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很快吸引了刘先生的注意。在阶级斗争至上的当时,道格拉斯在国内是受到批判的,主张黑人武装斗争的布朗则受到称赞。因此,任何同情(遑论赞同)道格拉斯的言论都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但刘先生却不为所动,从图书馆借来一本道格拉斯传记,悄悄地翻译成中文。只是令先生扼腕叹息的是,好不容易翻译出来的40多万字书稿在一次红卫兵的抄家中被收走了,并从此不知所终。虽然遭受了这一次的沉重打击,但刘先生对道格拉斯研究的热情却被没有被浇灭。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刘先生关于道格拉斯的文章就发表在《历史学》(即后来的《历史研究》)上。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篇正面评价道格拉斯的文章,但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刘先生在很多地方只是点到为止,并未直接明确地肯定道格拉斯合法主义改革的黑人解放战略,从而美中不足留下了些许遗憾。但刘先生心中一直有个结,希望能够完整客观地对道格拉斯进行研究和评价。
      因此,在我1994年入学的时候,刘先生就希望我能以道格拉斯为博士研究课题。我当时对道格拉斯认知只是停留在他是一个废奴主义战士的抽象符号上,也没有太明白先生的苦心,因此有点抗拒这个选题,在第1学期的时候还多次试图提出其它一些选题,但都未获先生支持。每次在拒绝我的自选题之后,先生总是建议说,要不还是考虑一下道格拉斯吧!三番五次之后,我觉得拧不过先生就接受了下来。先生见我同意后非常高兴,将其所收藏的有关道格拉斯的资料悉数给我。其实,当时南开大学图书馆美国研究中心有关道格拉斯的藏书还是比较齐全的,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倒也并不是大问题。我只纳闷先生为什么坚持让我研究道格拉斯?在一次交谈中,我忍不住将心中的这一疑问向先生提了出来。先生于是滔滔不绝地同我谈了许久。大概的意思一是弥补道格拉斯传记书稿被红卫兵收走不能出版的缺憾;二是为道格拉斯正名,并对批评道格拉斯的阶级斗争学派进行反批评。从言谈中,我察觉到先生的格局其实已超越了道格拉斯研究本身,他是对国内一度盛行的阶级斗争思维与行为不满,希望至少在学术界可以做一点拨乱反正的工作,尽一份学者的责任。后来在给我博士论文的具体意见中,先生多次明确告诉我要有独立思考和主见,要拨乱反正。即使是把先生自己过去的论著(如《美国内战史》,该书有章节涉及对道格拉斯)作为批判对象,先生也欢迎,也不怕公开被点名。
      正是体会到了先生的这份苦心,我后来对道格拉斯研究的投入非常专注,在一年的时间就将在国内图书馆能够找到的有关资料都梳理了一遍,并很快写出了初稿,提前进行了答辩。这中间只经历过一点小波折,就是开题在张友伦先生主持下开了两次(刘先生指定了选题,但没有参加开题报告会)。不过在张先生的启发下,在杨先生、陆先生和李剑鸣老师等人的帮助下,我的思路很快被厘清,论文主轴很快被确定下来,论文的写作几乎是一气呵成,真正的写作时间用了不到半个月,而且是用小学生作文方格稿纸一笔一划手写而成。对这一点,我一直引以为傲,也颇为自得,并让两位同届的中文系同学好友羡慕嫉妒恨得要死,因为他们两人被导师王达津先生一直“折磨”到了毕业答辩的最后期限——1997年的5月底,而我差不多已经甩手“玩耍”了一年的时间(也不全然是玩耍,1996年下半年主要在南方找工作。在南方的半年,还要感谢我南开1991级硕士同学孙奕和陈望东,他们给了我经济资助和生活上的帮助)。
      刘先生对论文很满意,并未作出多少修改,只是建议我在结语中加上先生对道格拉斯做出的一段评价(先生用方格纸写了大约一两百字)。有点可惜的是,我保留了10多封刘先生指导我论文写作的信件但唯独没有将这份手稿保留下来。
      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在答辩时被评为优秀,在中美学术界也引起一定的注意和反响,先是被美国黑人历史专家Hodges教授引入美国在Garland出版社用英文于2000年出版,这也开创了由中国本土培养的美国史博士在美国出版其博士论文的先河;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又被张友伦先生接连推荐给三联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并被后者所接受、也是在2000年出版。
      博士论文的成功让我很欣慰,总算没有辜负刘先生的期待,也了却了先生的一桩心事。自确定博士论文选题那一刻起,我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以道格拉斯为博士论文选题,不仅仅是决定了我博士就读期间的研究和写作的方向,更影响了我后来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写作方向。在所有的教学研究与写作中,刘先生经世致用与观照现实的人文情怀和治学理念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我当时认为与现实联系密切的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更能实现刘先生的理念),以至于我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把历史系作为第一选择,而是先跑到北京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去求职,然后南下广州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后来到了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并决定落户于此。中间我也曾投简历给北师大和武汉大学的历史系,但都没有去面试,现在想起来感觉是很对不起北师大的杨共乐教授和武汉大学的李世洞教授,当时这两位教授非常热心地帮助过我,为我安排面试并到南开进行外调。
      有关工作的事,在毕业前还有一段插曲,大约是在1995年下半年的时候,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决定让我留校工作(事前并没有与我沟通)。不知是历史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理解上出了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历史所办公室很快就把让我留校工作的申请报告送到了学校,也很快得到批准。学校批复是在1996年春季开学后不久。我是在在四川乐山我哥哥那里度假时接到了李剑鸣老师要我返回南开的加急电报(当时通讯不发达,还没有手机,很多人家里也没有座机电话)。因为电报上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我当时很蒙圈。等匆匆赶回南开,手拿教务处让我去办理入职(我到现在也没有明白为啥要去教务处办理入职,而不是去人事处)的通知时,我才知是要我留校工作的事情,我于是向办公室主任反映:我只是博士二年级,并没有毕业呀。在我指出这一点后,李剑鸣老师和历史所办公室在与学校沟通后,提出了先留校,再由全日制转成在职继续完成学业的解决办法。经过几天的犹豫之后,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机会。
      在放弃到南开工作的机会这件事上,我一直觉得亏欠时任美国史教研室主任李剑鸣老师太多太多,因为这件事是他一手促成,费了他很大的心血。李老师也是我这一生遇到的最重要的恩师之一,虽然他仅仅年长我5岁,但当时在学术上却早已是老资格的前辈了。不过因为年龄差别不大,他自己也坚称与我是同龄人而不必太拘于礼节,因此我一直只是以“老师”而不是“先生”称呼他(一直到现在,尽管他担任过两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拥有长江特聘教授称号,先后在南开、北大和复旦等名校任教,蜚声中外,我都是以老师称呼他)。李老师当时还没有自己带研究生,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都花在了我们91级4位同学身上。他不仅给我们上过两门课程,而且在下课后还经常“带着我们玩”(——原祖杰老师的口头禅,原老师当时也是一位刚留校不久的年轻老师,给我们上过美加关系史),邀请我们去他“筒子楼”的家里吃饭(特别感谢师母陈亚丽的辛劳,师母精湛的厨艺常常让我们流连忘返)。在“玩乐”中,南开的传统与典故,李老师睿智而理性的独立思维方式也在不知不觉当中传承给了我们。我的理性思维的习惯其实也有部分是来自于李剑鸣老师那里。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我沐浴了太多学术前辈的恩泽!
      不仅仅是找工作,在工作后的教学研究与写作上,我对于现实联系密切的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更感兴趣,而不太喜欢埋头在历史的故纸堆探微求真。在暨南大学期间,虽然也曾一度到历史系工作了两年(2001年1月1日至2003年1月1日),以为回到了历史学的轨道,当时李剑鸣老师还特别开玩笑对我说:终于归队了!但很快我又到了国际关系学系/东南亚研究所工作,并从此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的道路上决然前行,而与历史学则是渐行渐远,回不去了,有些辜负先生的期待。不过,先生那种特立独行、不媚俗的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至今依然在影响着我。
      虽然在比较“热”的国际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但我一直告诫自己要保持一股冷静理性的心态,对意识形态敏感但不受意识形态所左右,不受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挑动,对情绪性的战狼外交之类总是冷眼旁观与不以为然,对沉渣泛起的义和团似的盲动之举也适时泼泼凉水,希望用自己所学在这样一个躁动的时代,发挥一个专业人士所长去帮助人们认清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寻找爱国主义的最佳立足点和方式,为促进国家的进步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略尽绵薄之力。刘先生的榜样让我无论是在科学研究中,亦或是在面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中,总是能够保持一种自信与从容,更自觉肩负着一种神圣的责任与使命。
      先生曾担任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等职位,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先生曾期许我作为关门弟子,也应该是出类拔萃的。我自知是无法达到先生所寄予的厚望,但我还是期许自己能够以先生为榜样,努力前行,不负初心。
我想,这应该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吧!
      (此文遵陈海宏大师兄指示,应邢佳佳师姐之命,为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而作)
 
2020年5月10日星期日
 

(吴金平: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群英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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